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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春节后返回国外院校，却发现自己处于一场“新型冠状病毒风暴”的中心地带，而他们能获取的信息有限、更无力控制局面。
作为各个大学学术社区的组成部分，这些学生理应享有兼顾有效疾病防控与照顾敏感需求的行政政策。
首先，隔离措施的设计必须精心谨慎，以最大程度地发挥预防病毒传染的作用，并在学生间建立长期信任。大学也必须采取审慎而彻底的预防措施，充分确保控制疾病传播且及时发现和治疗任何疑似患者。
然而，强调效率不应牺牲对被隔离学生情感健康和社会需求的关注。对于许多从受影响地区返校的学生来说，隔离的压力若管理不善，很容易加剧先前已存在的心理隐患以及对祖国局势的普遍焦虑。
漠不关心或过分紧张的隔离措施可能会使被隔离人员、其家人和校园管理者之间产生交流鸿沟和消极情绪。此外，管理人员必须认真考虑中国学生可能会遭受同伴疏远或漠视，这种情况甚至可能持续到隔离期之后。
处理不当的隔离措施可能会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或自信心造成长期的残留风险。
在这场对抗病毒的斗争中，应该让中国学生，尤其是新生，成为积极的活动者，而不是被动的行为对象，从而使他们受益于对外拓展活动。
对那些每年支付高昂国际学费的学生，这些措施不仅仅是学生福祉团队与管理机构应尽的道德义务；它们还有助于确保患者愿意接收那些可能有价值的信息，或是促进散居海外的社区与当地卫生和学术机构共同传播重要的卫生建议。
其次，随着疫情在中国的扩散，学生家庭和朋友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受到感染。主管部门应当意识到，这些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情绪稳定性将承受巨大压力——即便不是与个人直接相关的情况，至少也有可能因为家人传递的一些消息而感到担忧
对那些家人直接受到影响的学生来说，家庭遭受的医疗费经济负担，或者在顾虑家人健康情况时还要进行密集的学术活动所带来的社会负担，这些都不能被低估。
除了积极主动地向学生群体提供情感支持和困难津贴外，学术机构还应让交流渠道更顺畅、可见。有关专家须让咨询小组充分了解流行病咨询的敏感性。这种延展的沟通能为学生提供表达担忧和不满的渠道，还能让学校相关部门追踪可能面临精神健康问题的高风险学生。
学者们应在合理范围内考量未能如期完成任务学生的潜在难处。更重要的是，大学应鼓励和支持各学生团体的领袖，为所在团体成员提供支持，缓解中国的疫情形势。
学生领袖们平时已经与大学经常沟通，但在特殊时期需要注意，文化和交流障碍在协调资源捐赠和积极宣传中的弊端将尤为突出。
最后，高等教育管理者必须认识到，冠状病毒的爆发对其学生社区的社会文化凝聚力构成重大挑战。当看到不乏有主流媒体以激烈言辞对中国人进行贬低性的概括，我感到失望却毫不意外。从种族主义的狗哨言论和对他们所谓的劣等文化习俗的侮辱，到粗鲁评论，使正在传播的疾病反而变得微不足道。这些评论不仅对中国学生造成深深的伤害，也让他们在本应成为“第二故乡”的地方感到不受欢迎。
其他学生群体有可能忽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但他们应该谨记，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将直接影响到许多受疫情影响的学生。仅靠提高文化敏感度的培训是不够的，校园主管部门应做好准备呼吁、谴责和明智地处理由于该事件而引起的偶然种族主义案件。夸张的谣言和恶意的虚假信息则需要大学有意识地努力控制。他们还应提醒学生尊重、多元化与同理心的重要性。
在流动性日渐增长的时代，这样的医疗紧急情况在全球只会变得更加频繁。大学必须做好准备处理疾病防控的医学或流行病学方面的问题，还要重视此类危机的社会和学术影响。中国学生应当得到更好的照顾，而要确保这一点，取决于大学的行动。
黄裕舜系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政治学研究硕士生、学生媒体《牛津政治评论》主编。
本文由Jing Liu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