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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喜欢期刊编辑的拒信，而且往往最令学者恼火的是被拒的理由模模糊糊或者错误百出。
为此，哈维·格拉夫（Harvey Graff）最近发表的一篇对于与同行评审期刊打交道受挫的评论文章可能会引起一些研究人员的共鸣。反应迟缓的编辑、不专业的评论和任性的拒绝理由并不能很好地反推期刊发展，他提出的用《作者权利法案》来解决这些问题有可取之处。
但他的抱怨忽视了期刊出版商的核心作用，他们的数据系统可以提供比自愿和不可执行的承诺更好的补救措施。研究了这个话题之后，我知道有一些期刊编辑未能保持较高的专业和道德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对作者或任何人都不负责任。但期刊出版商才是出版系统的关键角色。
在我自己的社会学领域，学术出版基本上被4大公司所掌控：SAGE、Springer、Taylor & Francis和Wiley。它们出版了期刊引证报告网络版（Web of Science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列出的148种期刊中的2/3。但是，尽管投稿软件越来越复杂，产出的信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广泛共享。
其中一些信息目前可以获取。提交论文进行同行评审的作者可以查看评审过程的状态，而读者可以查看已发表论文的浏览和下载统计数据。但我们还可以加大数据开发力度，使该系统对有意投稿的人更透明。
最重要的是，期刊网站应该发布评审时间和录取率的实时统计数据。这种类型的信息搜索率较高，并且通常对研究生和助理教授特别有用，他们的职业生涯依赖于及时地通过期刊评审。对于那些已经因种种原因被边缘化的人来说（可能是因种族、民族、性别、部门级别或处于期刊所在国以外的地区），潜在的延迟尤其严重。
换句话说，在大型研究机构工作的作者很可能掌握编辑偏好、审稿次数等有用的“内幕信息”，而缺乏信息渠道的作者则因当前不透明的体制而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提升透明度可以促进审查制度的公平和效率。
一些出版商——比如Taylor & Francis——现在经常在他们期刊的网页上凸显审稿时间和录取率数据，而Springer则公布初审时间。SAGE为其代表美国社会学协会（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出版的期刊以及为研究“社会妇女的社会学家”而出版的《性别与社会》期刊提供了广泛的投稿数据。目前，大约1/3的社会学期刊已经至少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使其期刊网站对作者更加透明。换句话说，我们早已经过了“概念验证”阶段。有迹象表明，绝大多数社会学期刊正在为潜在的作者提供这些关键指标。
不幸的是，许多指标都受到某种程度的操纵。例如，对初审时长的关注可能会导致一些编辑限制全面审查论文的发出量。但解决方案是披露更多的数据，而不是更少。出版商应该提供未经审查就被拒稿的数量，以及已送审的审稿时间数据。其他指标，包括已发表的论文从最初提交到最终发表的时间，将帮助作者清楚地了解发表周期可能有多久。
格拉夫担心的是编辑渎职。我采访过的期刊经理坚持认为，他们设置了申诉程序以监督编辑的行为。然而，在大多数期刊网站上通常并不能清晰看到这些申诉机制。为什么不让作者和审稿人更方便地质疑有问题的修稿体验呢？这样做将与许多商业机构的做法相似，它们经常要求消费者和客户评估其服务质量。这种形式的安排将更清楚地显示格拉夫的体验的普遍性；更重要的是，它将向特定的期刊和出版商提供一个信号，示意他们的行为需要改进。
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推广期刊网站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期刊投稿平台不应该将评审过程中的数据交由出版商独家占有。
相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来自各种利益攸关方的投入——会议、调查、基于网站的反馈机制等等。作者的《权利法案》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利益相关者系统的部分。任何旨在保护作者的原则的有效性都将取决于出版商目前控制的数据库系统的透明度。
期刊透明度会改进审稿时间吗？我不确定。同行评审因学科而异，甚至因专业而异。审稿人的供给总是有限的。我预计现在数据比对带来的压力将给促使那些不规范的期刊向各学科领域的规范期刊靠拢。然而，与作者共享信息的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这并不需要我们猜测办刊之道长期演变的结果如何。
很难将审稿过程与研究资助、职业和职业认可制度分开。虽然透明的网站不能解决学术研究人员面临的所有挑战，但出版商可以帮助提高其网站的透明度，改善作者、编辑和审稿人的期刊评审过程。
杰里·雅各布斯（Jerry Jacobs）系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社会学教授。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